纵观中国古代众多著名医家，之所以在医药学的不同领域取得突出的成就，从不同的方面对祖国医药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丰富、发展和完善了中国医药学体系而成为医药学大家，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个人经历，但都有最大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医德高尚、心存高远。

　　如东汉时代的“医圣”张仲景，曾“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而著成了融理、法、方、药为一体，奠定了临床医学理论体系坚实基础的《伤寒杂病论》，他严厉抨击医德败坏者“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并指出“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又如有“药王”之称的唐代大医家孙思邈，“不恋玉墀走穷山，唯向民间施丹散”。

　　孙思邈在其毕生心血所著之《备急千金要方》序中云：“凡太医治病，必当安定神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对待病人“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要“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行医“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后快，邀射名誉”，“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

　　有“高尚先生”之称的河间学派(寒凉派)代表、金代医家刘完素，生活在战乱频繁的时代，幼年家境贫寒，母亲患病，由于家贫三延医而不至，致使其母身亡，遂立志学医，以济世活人。刘完素在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为救治疫病，一改《和剂局方》用方温燥之弊，创立“六气化火”论，终成“寒凉派”的开山鼻祖。

　　在这些医家身上，都折射出高尚的为医道德，以及救死扶伤造福人类的高尚情操。即使在今天，这些医药学家的优良医德，仍是值得称道的，学习和继承这些高尚的医德仍有其现实意义。

　　在社会发展进入21世纪，大力倡导精神文明的今天，对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也是行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医学活动关系到人的生老病死。医学又是人学，随着医学模式和医学服务模式的转变以及执业医师考试和医学高等教育课程设置均将医学伦理学作为必备知识可以看出，社会对良好医德的呼唤，加强医学教育中职业道德教育已成为现实的必要，而学习古医家高尚医德不失为一种重要和有效途径。

　　首先，对保证医药市场健康发展，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医疗行为，保证医药行业履行其神圣的社会职责，防止医药行业不良之风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对制约医药人员行为的医药卫生法律法规的有益补充，即在法律法规所不及而又与服务对象密切相关的一些行为，提高医药工作者的自律。

　　其次，古代的医药学家往往有许多方面的高深知识。在学习过程中，可以获得文学、历史、哲学、古代民俗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等中国古代的民族文化知识，这是了解辉煌的古代中国民族文化，增强民族意识的需要。

　　再次，在学习过程中，可以获得有关的民族医药知识。古代的医药学著作浩如烟海，写作风格、体例不一，医案、医话、议论应有尽有，可以各取所需，为己所用。

　　医学职业道德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培养良好的医德需要多方努力，现行的高等院校通识课设置虽多与职业道德教育有关，但这是比较宽泛的，即使《医学伦理学》教本也偏于简洁，生动性、具体化不够，如能结合古代医家的高尚医德进行医学职业道德教育，无疑将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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