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是中医辨治病证的重要手段，一般以多味药物相配伍而治疗疾病。如果配伍得宜，可以增强疗效，如果配伍不当或禁忌，不仅会降低药效，还会产生毒副作用，所以中医治病非常重视药物的合理配伍。

　　中药的配伍禁忌，有“相反”和“相畏”。两种药物同用，能产生毒性或副作用，就谓之“相反”，两种药物同用，药物之间能产生互相抑制作用，就谓之“相畏”。对于中药的配伍禁忌，自古流传有“十八反”和“十九畏”之说，此两说源于《神农本草经》，《本经》在所附诸药制使篇中，对中药的玉、石、草药、木药、兽、虫、鱼、果、菜、米分别上、中、下三部详尽阐述了其相使、相反、相杀、相畏、相恶等原则。

　　五代后蜀之主孟昶命翰林学士韩保升修订《蜀本草》时，首先统计七情数目，谓：“《本经》载药365种，有单行者71种，相须者12种，相使者90种，相畏者78种，相恶者60种，相反者18种，相杀者36种”，今人所谓“十八反”之名，即源于此。《新修本草》承袭了18种反药的数目，《证类本草》载反药24种。

　　历代关于配伍禁忌的认识和发展不尽相同。直至金元时期，才正式将相反药概括为“十八反”，并编成歌诀流传。“十八反”歌诀最早见于金代医家张从正所著的《儒门事亲》中，元代医家李东垣所撰《珍珠囊补遗药性赋》中也载有这首歌诀：“本草明言十八反，半蒌贝蔹及攻乌，藻戟遂芫俱战草，诸参辛芍叛藜芦”，即：乌头反半夏、瓜蒌、贝母、白蔹、白及；甘草反海藻、大戟、甘遂、芫花；藜芦反人参、丹参、玄参、沙参、细辛、芍药。

　　而“十九畏”歌诀，则首见于明代永乐太医刘纯所撰的《医经小学》：“硫黄原是火中精，朴硝一见便相争；水银莫与砒霜见，狼毒最怕密陀僧；巴豆性烈最为上，偏与牵牛不顺情；丁香莫与郁金见，牙硝难合京三棱；川乌草乌不顺犀，人参最怕五灵脂；官桂喜能调冷气，若逢石脂便相欺，大凡修合看顺逆，炮监炙煿莫相依”，即：硫磺畏朴硝(芒硝、元明粉)；水银畏砒霜；狼毒畏密陀僧；巴豆畏牵牛；丁香畏郁金；牙硝(芒硝、元明粉)畏三棱；川乌、草乌(附子)畏犀角(广角)；人参畏五灵脂；官桂(肉桂、桂枝)畏赤石脂。

　　“十八反”和“十九畏”达成共识后，历代大多中医遣方用药基本上准此而不越雷池一步。而这相反相畏药在临床上是否就绝对不能合用？对此，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这些相反相畏药是古代医家几千年临床经验教训的总结，中药之间只有合理配伍，才能产生的良好疗效，如触犯配伍禁忌，轻则误病，重则害命，须慎之又慎；但也有人认为，古人只说“十八反”，并没有大量的病例来论证是否正确，“十八反”中，除甘草反海藻一组外，其余配伍皆为有毒中药之间相配，其产生的毒性到底是有毒中药本身所致，还是二者配伍后毒性增加所致，并无详细的定论，不足为凭。

　　所以，历代不少医家，对相反相畏药并没有生搬硬套，而是正视病证复杂多变的现实，勇于实践，勇于探索，敢于创新，敢于打破禁律，认为“十八反”和“十九畏”并非绝对的配伍禁忌，并据证联用相反相畏药辨治疑难重症，屡获奇效。

　　临证善用相反之药者，首推汉代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中治疗留饮欲去证的甘遂半夏汤，甘遂和甘草同用，因势利导攻逐祛饮。《金匮要略》治疗寒饮腹痛证的赤丸方，乌头与半夏合用，除沉寒痼冷，化饮降逆。

　　唐代医家孙思邈《千金方》中的“大八风散”，乌头与白蔹同用，主治诸缓风湿痹脚弱。

　　明代外科学家医家陈实功《外科正宗》中的海藻玉壶汤，清热消瘿，化痰软坚，理气散结。方中海藻与甘草同用，相反相激，使“激之以溃其坚”。

　　清代医家徐大椿《兰台轨范》中的“大活络丹”，乌头与犀角同用，主治中风瘫痪，痿痹，痰厥，阴疽，流注。清代医家孟文瑞《春脚集》中的“十香返魂丹”，丁香与郁金同用，主治痰厥中风，口眼歪斜，牙关紧闭，昏晕欲死，等等。

　　对于相反相畏之药合用能产生奇效，不少医家也都有精辟的见解，如日本江户时代的汉方医学家丹波元简所撰《药治通义》中曾引清代医家张志聪语：“考《伤寒》、《金匮》、《千金》诸方，相畏相反者多并用。”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分析得更为独到：“古方多有用相恶相反者。盖相须相使用同者，帝道也；相畏相杀同用者，王道也；相恶相反同用者，霸道也。有经有权，在用者识悟耳”。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