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祖先很早就发现人体有着许多特殊的感觉点“腧穴”。《黄帝内经》指出：“气穴所发，各有处名。”穴位具有“按之快然”、“驱病迅速”的神奇功效。

　　关于穴位的起源，并无文字的确切记载，据推论是在用砭石割痈肿脓疡的经验基础上，逐渐扩展到“以痛为输”，哪里出现病痛就在相应部位刺灸或放血。

　　此后，人们又发现在内脏或深部组织有病痛时体表出现压痛点，在压痛点刺灸。在这种寻找压痛点的反复实践过程中，逐渐发现各体表压痛点同躯体或内脏病痛有特定联系，从而形成了穴位的基本概念。

　　《灵枢》讲到的穴位，有些就是压痛点。除了体表压痛点之外，古人发现有效放血部位和其他有效刺激点也都是穴位的来源，而主治功能相同或相近的穴位连线，可能构成经脉的体表循经路线。

　　关于穴位的大小，历代针灸著述中都未确切提及，杨上善曾在《黄帝内经明堂》中提到“广狭与瞳子相当”，但根据何在并不清楚，况且瞳孔的大小并不是恒定不变的。

　　根据成书于5世纪中叶的《小品方》（《医心方》转引，984年）所云：“灸不三分，是谓徒冤。”意指灸法应覆盖穴位达3分，否则即“不中经脉，火气不能远达”。这里指的孔穴至少应该有3分左右大小，以周尺（《小品方》的成书朝代）计，3分约为0.57cm；若按晋尺（《医心方》的成书朝代）计则相当于0.72cm。

　　针刺深度更不是固定不变。年龄和肥瘦都使针刺的深浅有所不同，即使在同一部著作中对同一穴深度的描述，在不同病症的使用也有所不同；就进针的角度来说就有直刺、斜刺或横刺，以及皮下平刺、皮内刺和梅花针法，还有透穴和芒针等，所涉及组织结构各不相同，因而穴位的三维空间延伸范围很大。按此理解，则身躯某些部分（特别是四肢）的经穴与各经脉的穴位有可能在不同的组织结构中融为一体，如此，也就无经穴与经脉的结构特异性可言。

　　古代用针均为铁棒锻打而成，针有多粗可想而知。在《素问·刺禁论》中，我们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刺中×，×日死；如中大脉，血出不止，死。

　　现代临床上做静脉穿刺用针外径达2mm时也是安全的，我们已经不难理解古人所用针具的粗细了；那么穴位的大小也就有了初步的轮廓了。而宋以前文献尚未见记载有穴位图的存在，除宋代王惟一铸有标明穴位的铜人外，古代针灸医生也只能从书中的写意图中大略确定腧穴所在的位置。

　　加之古人对穴位定位的粗略描述，后人对此定位的理解差异已经超越了厘米数量级的范围了。就是现在针灸医师的取穴定位，彼此间和前后间也有非常大的差异。实际上，在制订经穴定位国际标准时对穴位的“标准定位”仍有争议，不得不通过投票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而无法通过“科学”的方法加以解决。

　　就穴位的数量而言，《黄帝内经》认为人有365个腧穴，以应周天365日之数。如《素问·气穴论》曰：“气穴三百六十五，以应一岁”；“孙络三百六十五穴会，亦以应一岁”。《灵枢·九针十二原》亦曰：“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

　　由此可见，《黄帝内经》各篇关于人身腧穴总数的记载是一致的。但由于年代久远，相传多失，经残简缺，传抄遗漏，经穴脱落；加之有些经文只言穴位部位，不言穴名，且穴位的多功能作用而重复论述，以致各注释家理解不一，难考其详。然而尽管如此，历代医家考据《黄帝内经》所述穴位总数均限在365之内。

　　在《黄帝内经》时代，经书中明确标名的穴位名约有160个，这其中就已包括了位于人体中轴线上任督两脉的单穴35个和十二正经的双穴125个（由于理解不一，穴名还有161个与163个之别）；因而穴位总数仅有285个左右。

　　从初唐杨上善撰注《黄帝内经太素》到明末张介宾编著的《类经》，对《黄帝内经》所载穴位数考证的结果都在360个以内。直到清初，张志聪在其《素问集注·气府论》以及其弟子高士宗的《黄帝素问直解·气府论》中，将《黄帝内经》穴位数限定为365个。

　　从《黄帝内经》成书的春秋战国时期到《黄帝明堂经》成书的西汉末至东汉延平年代，其中时间差的上限约为650年，但穴位数的增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正如黄龙祥在其《黄帝明堂经辑校》（1988）提出的《明堂》收载的穴名数较《黄帝内经》中的163个新增186个，达到349个，而穴位数则达到649个（日本人丹波康赖在984年编撰的《医心方·孔穴主治法第一》中提到摘录一种《黄帝明堂经》，全篇共收穴位数660个）。此后，经历唐宋元明清历代，穴名总数逐渐向365个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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