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变化是极其复杂的，但从宏观层面上来讲，不外“虚”和“实”两个方面。如“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因此凡疾病都存在正、邪、虚、实多寡的问题。

　　有的正气虚，邪气盛；有的正气虚，邪气不盛；有的正虚虽不甚，而邪气特盛；有的正虚甚，而邪却不盛；等等情形，不一而足。例如，慢性肾炎，面部及下肢肿、全身乏力、腰酸痛、胃口不开、恶心、面色苍白或萎黄，甚至有低烧，舌质淡、苔白滑，在这些表现中，有的属“实”，有的属“虚”。水肿、恶心、苔白滑、腰酸痛，不能说这其中没有实邪；乏力、胃口不开、面色苍白或萎黄、舌质淡，肯定属虚证表现。

　　慢性肾炎是这样，其他的疾病亦往往如此，单纯的虚证、单纯的实证总是少数。虚证固然当补，若单纯地补、绝对地补、片面地补，就应慎重考虑了。兹就临床治疗常见的有关“补法”的几个问题提出来讨论。

　　一、补与散的关系

　　周慎斋的《读医随笔》中记载：“东垣谓参术补脾，非以防风、白芷行之，则补药之力不能到。”周慎斋还说：“调理脾胃，须加羌活以散肝结。”防风、白芷、羌活，都属发表、散气一类的药物，是借其“发”和“散”的作用，把补药的力量运到全身去，同时还可以通调三焦和经络的滞气，既可以促进营卫气血的运行，又可以给补药的输送开通道路，正所谓“不通三焦，难言益寿”。

　　所以，“补”和“散”的配合运用，在临床上的效果是比较显著的。当然，散药并不限于防风、白芷、羌活，他如川芎、乌药、香附、白檀香、郁金一类，都可以选用，因为这些药都有芳香通气的功能。再则，防风、秦艽，是散中之润药，很适合与补药配合应用，其他辛燥之品应该慎用，以免耗损津液。

　　在“剂量”方面也应该稍加注意。以补为主时，散药的剂量不能大过补药；若又需补正又要祛邪时，补药和散药可大致相当；正气虚而邪气盛者，发散药的剂量可略重一些。如李东垣的“清暑益气汤”，黄芪一钱、人参五分，而升麻、苍术都用到一钱；“调中益气汤”，黄芪一钱、人参五分，而柴胡、升麻却只各用二分；“补中益气汤”，黄芪一钱、人参三分，而升麻、柴胡只各用二分。由此可以看出“补”和“散”配伍应用时的剂量关系。

　　在临床上常用的方剂中，补、散并用最典型的首先是“补中益气汤”，其次是“参苏饮”、“玉屏风散”。“补中益气汤”治内伤劳倦、气虚外感等证，既用参、芪之补益，又用升、柴之升散，既能益气，又可除邪。“参苏饮”治肺气虚的风寒感冒，用“人参”以补气，姜、枣以和中，用苏叶、葛根、前胡以散邪，桔梗、二陈以开表，木香、枳壳以宣里，表里应和则病自除。

　　“玉屏风散”出自《世医得效方》，用黄芪六钱、白术二钱、防风二钱，治卫气虚弱风邪久留不散之自汗不止，“黄芪”补三焦而实卫，是补剂中的风药，“防风”遍行周身，为风药中的润剂，“白术”健脾胃、温肌肉、培土以宁风；全方补则卫气固，散则风邪去，一补一散的临床效果非常好。我曾于“玉屏风散”中加丹参、玉竹治愈“盗汗”多例，亦取养阴以固津之义。《内经》云：“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汗出既多，自不能不养其血也。

　　二、补与消的关系

　　凡脏腑、经络、肌肉之间本是通畅的，一旦有了异物壅滞其间，便要为之“消散”，以恢复其通畅无阻的状态，这就是“消”的概念，又称“消导”。具体说来，如磨积、化食、豁痰、利水等治法，都属于“消”的范围。这几种疗法，除“利水”之外，其应药病愈并不像或吐、或下那样有形迹可见，“病消于无形”也是“消”法的含义所在。

　　硇砂、槟榔的消气积，干漆、鳖甲的消血积，芦荟、芜荑的消疳积，都属于“磨积”的一类；阿魏、红丸（三棱、莪术、青皮、陈皮、干姜、胡椒）的消宿食，神曲、平胃散的消新食，萝卜的消面积，山楂的消肉积，都属于“化食”的一类；“小青龙汤”消冷痰，“小陷胸汤”（黄连、半夏、栝蒌）消热痰，都属于“豁痰”的一类；“实脾饮”（白术、茯苓、厚朴、大腹子、草果仁、木香、木瓜、附子、干姜、甘草、生姜、大枣）的消阴水，“疏凿饮子”（商陆、羌活、秦艽、槟榔、大腹皮、茯苓、椒目、木通、泽泻、赤小豆）的消阳水，都是“利水”的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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