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忠　山西中医学院第二中医院

　　●“思辨”，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植根于中华文化的中医学无法离开“思辨”。追求实证，我们可能做到“十人一方”;接纳思辨，我们只能是“十人十方”。

　　●辨病机也属于辨方证的路径之一。如果把辨方证只局限于对“症状、体征”的辨别，这直接会影响到临证者的疗效，也会让中医临证越走越窄。

　　近读8月16日贵报所载熊兴江先生《中医应能“十人一方”》一文，有部分观点不能苟同。

　　“十人一方”是理想化状态

　　我们希望做到“十人一方”，这样便于中医的学习、传承，也有利于批量造就群体中医。但现实是，“十人十方”，今天是，历史上也是。

　　《中医应能十人一方》(以下简称《中医》)一文中把“十人十方”的原因归结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临床处方用药的思维方式”，这个观点似乎没有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思维方式的不同，直接会导致处方用药的不同。但把这种思维方式限定于“辨证论治根据病机处方用药的思维”就不一定合适了。

　　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是“活着的人”，人的复杂性远非我们现有的知识所能明晓。面对一个未能破解的“复合体”，以纯“实证”的思维去干预、治疗，我们发现医学和医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无能的。

　　“思辨”，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植根于中华文化的中医学，是无法离开“思辨”的。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各自成就了中医学和西医学，中医学侧重于思辨，西医学侧重于实证，二者有很多互补空间，可以说这是人类之福。如果我们的医学都走到了实证，没有了思辨，人类也就只能拥有一种医学，也就不存在中医学了。

　　追求实证，我们可能做到“十人一方”;接纳思辨，我们只能是“十人十方”。

　　《伤寒论》可以说是方证对应的典型。但序言中也提到：“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也许作者(或者写序言的人认为)在书中也只是例举方证对应而已，后学者更需要做的是“思”。文中所论，也并非全是方与证的一一对应，如有很多条文中提到“可与”、“不可与”，有部分条文明显带有写作者临证时的“试方试药”记录。既然是“可”，“试”，就存在不确定性，就可能“十人十方”，而不是“十人一方”。如果真能做到方证一一对应，十人一方，伤寒学派中也就不会出现内部的派系林立了。

　　多年临床体会，笔者特别赞赏朱丹溪在《格致余论》中所引罗太无先生之比喻：“用古方治今病，正如拆旧屋，凑新屋，其材木非一，不再经匠氏之手，其可用乎?”匠氏不同，新屋自也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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