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气亏虚是癌变发生的关键

　　崔师认为，肝癌的产生主要是机体正气虚弱，以至邪毒侵袭。饮食不节、脏腑蓄毒、七情失和、气血乖逆，继而引起气滞、血瘀、痰凝、湿聚、热蕴、毒结，日久不散，而渐生肿瘤。而正虚之中，脾虚至为关键，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虚化源不足则正气不足，无力抗邪。脾失健运又可以引起气滞湿聚痰阻，日久元气衰微，又可加剧癌肿的进展甚至转移。据此，崔师认为肝癌的病理基础为脾虚气滞，痰瘀毒结，而脾气亏虚是癌变发生的关键。

　　治肝先实脾，脾健肝自愈

　　《难经·七十七难》云“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亦明确指出：“夫治肝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

　　崔教授认为，治疗肝癌应从脾论治，实脾之肝强调“治肝先实脾，脾健肝自愈”。随着疾病的发展，肿瘤病人的脾胃容易受到损伤，出现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泻腹胀、倦怠无力等。脾胃虚弱，健运失职，后天气血津液生化乏源，加之肿瘤严重消耗，故容易引起恶病质。脾胃功能减退也给进一步中医药治疗带来困难。如果继续给予苦寒或攻伐的抗癌中草药，采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以毒攻毒等治法，则脾胃极易更加受损，对肝癌的治疗不利。

　　崔师提出“养正则积自消”，对肝癌患者侧重于健脾益气、扶正固本，增强患者自身抗癌能力，又为祛邪创造必要的条件。针对中晚期肿瘤患者气血俱衰，癌毒壅滞的现象，他强调补正气、培真元，通过健脾益气，扶正固本，免疫调节，增强机体抗病能力，从而影响肿瘤的发生、发展和转归。

　　崔师常告诫我们：“大积大聚，衰其大半而止。实中有积，大毒之剂尚不可过，何况虚人之积?滥用攻伐药物，不仅癌肿不见缩小，反而戕伐正气，损伤体质。有时可引起上消化道出血，肝破裂等并发症。”对多数病人采取健脾益气为主，兼以消导，或清湿热，或予燥湿。可使近期症状改善，远期疗效也较好，部分病例癌肿得到控制而能带瘤长期生存。“四季脾旺不受邪”， 在肝癌治疗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临床意义。

　　遣方用药精心灵活

　　崔教授根据患者的不同证情，精心组方遣药组成健脾益气方：黄芪、白术、西洋参、薏苡仁、云苓、白术、丹参、炙甘草等。方中西洋参、云苓、白术、甘草为补气健脾之剂，黄芪、丹参可加强健脾和胃之功及去瘀生新，使脾气健旺而气血生化有源。

　　健脾益气方多为甘温和缓之品，其扶助正气，长期应用无明显不适。由于肝癌的病因病机复杂，除涉及脾胃外，还有很多兼证、变证。针对不同的肝癌患者和肝癌发展的不同阶段，配合清热、化湿、养阴、消导等其它治则，可最大限度地提高肝癌的疗效。肝癌最常见的症状是纳差、腹胀、恶心呕吐、腹泻等脾虚食滞现象，可加神曲、生麦芽、生谷芽、焦山楂、莱菔子、干荷叶、苏梗、厚朴等以助脾胃升清降浊畅通全身气机;如出现水肿和腹水者可加用大腹皮、车前子、泽泻、泽兰、桑白皮、葶苈子等;黄疸者可加用茵陈、栀子，郁金;呕血便血者加仙鹤草、三七粉、白及;肝气郁结者加用柴胡、青皮、香附、香橼、佛手;食积化热者加用连翘、石膏、栀子、黄连;湿热内蕴者加用茵陈、黄连、黄柏、龙胆草;肝癌肿块属于瘀血者可酌情加用桃仁、红花、丹参、赤芍、郁金、水蛭;而肿块属于痰积可加用海藻、昆布、夏枯草、生半夏、生牡蛎、山慈菇、黄药子。另外辨病必须与辨证相结合，在辨证立方的基础上，酌情配伍具有抑制肿瘤作用的中药如山慈菇、白花蛇舌草、半枝莲等。

　　注重调畅情志和饮食摄生

　　肝癌患者性情急躁易怒，得病后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殊不知此为肝病之大忌。七情在肝为怒，暴怒伤肝，肝郁不舒，或肝气暴亢，乘脾犯胃，化源匮乏，肝体失养，脾胃失和，正气受损，病势转重。有些患者或嗜食肥甘厚味，或贪食生冷辛辣，均可损伤脾胃，湿浊内生加重病情。

　　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同源，久病则肝肾之阴日益耗损，这些均是导致肝癌难以治愈的重要因素。崔师常向病人讲解不良情绪对疾病的负面影响，使其保持良好心态，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他还要求患者科学饮食，禁烟戒酒，忌食辛辣生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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